文人抛笔踏征途
说起郁达夫，大家估计都不陌生。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、诗人。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《故都的秋》还入选了高中的语文课本，真正的“教科书上的人物”。
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，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、伤感、风流的。不过真要说起来，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人生经历中，最重要的“主线任务”非抗日莫属。
1913年，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。当时的中国，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，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，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。
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，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 “余有一大爱焉，曰爱国……国即余命也，国亡则余命亦绝矣！”
1937年，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愿伺候日军吃喝，躲进深山活活饿死。第二年，大哥郁华也因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，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。
至亲接连殉国，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一代，应该为抗战而牺牲。”
1938年3月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，郁达夫被选为理事，并担任期刊《抗战文艺》的编委。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，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。台儿庄大捷后，郁达夫受命劳军，为前线官兵授予“慰劳前线士兵书”和“还我河山”锦旗。
这年末，应新加坡《星洲日报》邀请，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，此后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，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。
1938年年末，郁达夫应《星洲日报》之邀，南下新加坡。
在新加坡，他发表了超过四百篇支持抗日的文章，参加了一百多项各类救亡活动，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。
莫名背锅一脸糊
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，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。
谁能料到，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“攻不陷”的新加坡，开战两个月就濒临崩溃，成了被围困的孤岛。
1942年2月4日清晨，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、和朋友王纪元等28人悄悄逃出封锁圈，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——苏门答腊。
然而登岸没多久，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。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，只能改名换姓，突击学习印尼语，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。
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，很容易成为目标，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。
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，落脚在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镇。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。郁达夫在这里，倒是有种天然的掩护。
然而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，一个爆炸性新闻就传遍了小镇：听说了吗？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，他冒充中国人，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！
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廉的郁达夫！
原来，在去巴爷公务的路上，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，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。郁达夫身上带着钱，担心遇上抢劫的，就故意扮成苦力模样，穿一身蓝布棉衣，假装不会印尼语。途中，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，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。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，纷纷跳车逃跑。
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，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，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。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，十分高兴，临走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。
于是，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带上了“日本大间谍”的帽子。
虎穴周旋暗相护
郁达夫来到巴爷公务时，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，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三十多公里外的武吉丁宜。
偏偏就是那么不巧，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巴爷公务有个叫赵廉的精通日语——没错，赵廉就是郁达夫的化名。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，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。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，但显然硬不过枪杆，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、不领报酬为条件，勉强答应。
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，那“如坐针毡”四个字最适当不过了。住在宪兵部时，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。但这些矛盾和挣扎，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，默默做了许多事。
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，郁达夫急中生智说是这是高利贷账册。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，郁达夫故意在翻译时添油加醋，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。
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，偶尔有被拘禁的，经他暗中营救，很快也被释放了。
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，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。一个富商一直单身，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在说不下去。
1943年9月，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有结婚。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、也听不懂中国话，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。
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，他想了很多办法“辞职”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。
无奈之下，郁达夫只能“对自己狠点”：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，拼命抽烟喝酒，终于“如愿”得了肺病。
日本人一看，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，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。
战事收场人却无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然而，仅仅十四天后，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，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。
胡愈之知道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敌宪兵杀害了。原来，早在1944年，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。
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。这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，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。
1944年初，他被调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工作，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。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，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，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。
这件事后，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。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、继续了解华侨动向。
然而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，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。
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。妻子何丽有当时怀孕快生了，朋友都来帮忙。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，大家才惊觉不妙。
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，那天晚上，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。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，大约晚上九点，一辆小汽车停在路上，里面有两个日本人。汽车停了很久，又有两个人过来，上了汽车就走了。
汽车这个细节让胡愈之更加确信，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。因为当时的巴爷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。
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，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、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
直到1946年8月8日，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：据称，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，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，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，遗骸埋在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。
深挖旧案显风骨
然而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。
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，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。他花了二十来年，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，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，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、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这些档案。
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Y。在与Y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，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。
原来，战争刚结束时，Y的上司觉得，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，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。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，Y负责开车，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。
而且，Y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，这事是Y的上司透露的。其实，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，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。再去联系时，人家一句“没有证据”直接拒绝了采访。
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。上司向Y的妹妹说明情况时，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。他大概没有想到，Y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，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。
1985年9月8日，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。随后他终于坦白，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廉，且在下令的当天或第二天，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。
九天后的9月17日，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，铃木正夫根据近二十年的调查所得，报告了《郁达夫被害真相》：郁达夫并非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，而是在8月29日夜里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。
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，年仅46岁，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。
1952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。
2014年，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
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，学校、码头、公园、道路都被冠以他的名字，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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